長江從此少了一位救援者,2010年，他創建武漢市長江救援志願隊，帶領這個隊伍挽救了700多個人的生命。他說，“我不可能看到一條生命在我面前消失。”,

長江從此少了一位救援者

俞關榮大半輩子在救人。

2010年，他創建武漢市長江救援志願隊，帶領這個隊伍挽救了700多個人的生命。他說，“我不可能看到一條生命在我面前消失。”

他熟悉長江，他知道哪裡的堤岸坡度超過30度，哪裡的青苔最厚最滑，哪裡的台階下面被江水掏空。他把黃鶴樓碼頭迴流50米的“三角區”，稱為武漢水域最危險的地方，2014年，他和同伴在這裏救了24條生命。

他曾描述，年輕的他第一次救人時，“那個人按着你的肩膀往水下按”，那種恐怖的眼神他怎麼也忘不掉，那是一種“求生的本能”。

他可以在水下憋3分20秒。可2月6日上午9時30分，他沒有憋過那口氣。71歲的俞關榮因患肺炎去世，死前未被確診為新冠肺炎。

在生命最後的日子，他給朋友留言：“一個多餘的字，一個多餘的動作都能讓人喘個不停”。

妻子王天蓉說：“他救了一輩子人，最後自己需要人救的時候，連親人都沒有辦法。”

生病前幾天，俞關榮去成都參加救援培訓。臨走前，他跟隊員郝振海說，有關救援隊的後續發展，自己有很多想法，回來再跟大家交流。沒想到，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。

在圈子里，大個子俞關榮是有名的健美先生，他跑馬拉松，橫渡長江，家裡的啞鈴太太提都提不起來，不打麻將不喝酒，沒有一根白髮，大家說他“最少得活到90歲”。

起初，沒有人將他與新冠肺炎聯繫起來。

妻子王天蓉記得1月11日那天，俞關榮出去跟老同學聚會，玩了一整天，晚上回家后說有點冷，“一會就開始流鼻涕”。她給不怎麼吃藥的丈夫吃了两天感冒葯，“多喝點開水”。

1月13日，星期一他就去上班了。

1月16日，王天蓉發現，俞關榮不僅感冒沒有好轉，咳嗽了，還有點喘，身上關節也有點疼，“像是沒精打采”。一量體溫，發燒到38.4攝氏度。

1月17日一早，他們去協和醫院，掛了普通門診，還拍了片子，醫生告訴他們，俞關榮的肺部有感染，要打針，“連着3天，打3支頭孢”。

然而，打針后，俞關榮的身體沒有一點好轉的跡象。王天蓉後來後悔不已，當時，她讓丈夫找醫生換成進口葯打，但俞關榮不肯，說“買點維C銀翹片，煮點紅糖水在家裡喝”。

“當時我們在協和看病，提都沒提，什麼發熱門診，什麼新冠狀肺炎，根本都沒有往上面想。” 王天蓉說。

俞關榮生病的這幾日，也是武漢疫情通報的空白期。1月12日至1月17日，武漢衛健委稱，無新增病例。1月19日，武漢通報一夜新增136名患者，不過新聞說：傳染性不強，疫情可防可控。

直到1月22日，王天蓉發現丈夫的病情開始加重，高燒到39攝氏度，去協和醫院再次看病時，丈夫坐在板凳上，頭倚牆，“咂着嘴巴喘氣”。但這次，醫生讓她馬上到發熱門診看病。

醫生讓俞關榮去打两天針。23日，武漢市封城，市內沒有地鐵與公交車，她只好和俞關榮騎共享單車去看病。王天蓉看見喘氣的老伴將單車騎得左右搖擺，像扭麻花一樣。

第二天是除夕，女兒送他們到紅十字會醫院。王天蓉說，醫院人挨人，連坐的位置都很難找。他燒到39.8攝氏度，不想講話，坐在一個不會吹到風的地方，頭靠着牆。那天下中雨，王天蓉打着傘站到外面，隊伍很長，半天動一個，跟前面人貼着，人都急死了。上午10點多鍾去的，打完針到凌晨4點多鍾才回家。

王天蓉說，自己懷疑老伴可能就是在那段時間感染的。1月26日，她陪着俞關榮去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拍CT，醫生告訴他們，俞關榮“雙肺感染很嚴重”，當時，俞關榮已沒有了上樓梯的力氣。郝振海給他打電話時，俞關榮直言“太難受了”，每兩分鐘就要喝一口水，將口腔里的黏痰壓下去，“否則呼吸不暢通”。

27日，他已經不能自己穿襪子和褲子，喘得厲害，平時5分鐘的路，走了半個小時，“腳都抬不上車了”。

王天蓉曾多次向醫院、社區求助，希望能將俞關榮安排住院，都沒有結果。1月29日，在朋友幫助下，俞關榮終於住進武漢市第六醫院，王天蓉鬆了口氣，說“心裏的鐵坨掉地上了”，她跑了3條街給老伴買了面吃，但沒想到，那是自己見他的最後一面。

2月6日，俞關榮去世的消息很快在救援圈傳開。得知消息，64歲的張建民哭了一上午。

張建民是長江救援隊的第二任隊長。他說，老俞從不發脾氣，講義氣，總是笑眯眯的，“大家都很喜歡他”。

2010年，俞關榮在網上召集大家成立一支救援隊，“相互傳授一些救人經驗。”張建民回憶，當時有100多人加入了救援隊，俞關榮以全票當選隊長。

據武漢市水上公安局統計，2010年以前，武漢市平均每年都會發生100多起溺亡事故。2010年到2013年，這個数字下降到每年60起左右，2014年，溺亡事故減少到了20多起。

張建民說，以前大家都是憑藉一腔熱情救人，“沒有掌握科學的救援方法”。

俞關榮想找到一套救援體系。54歲的郝振海是長江救援隊培訓部的負責人。俞關榮帶他一起去北京參加應急救援課程，去紅十字會做志願者，學習急救知識，“我們學完后，再去教別人”。

俞關榮說：“一個救援隊單在長江里救人還是不全面，應該把培訓搞上去，兩條腿一起走。”

這個倡議在當時遭到很多人反對。“每年在長江里撈幾十個人就行了。這就是我們的功勞。撈上來，交給120就完了。”郝振海回憶。

但俞關榮堅持，要學會急救，培訓的第一節課就是心肺復蘇。

心肺復蘇一直是他心裏最深處的“疙瘩”。

2005年，俞關榮的兒子在上班時搬電扇，意外觸電身亡，死時只有23歲。“這件事對他的打擊非常大。”王天蓉記得，俞關榮獃獃坐在沙发上，3天不吃不喝，任由眼淚和鼻涕流。

很長一段時間，他坐公交車時哭，下雨時哭，半夜時哭，他總想，如果有人給心臟驟停的兒子做心肺復蘇，兒子可能就不會死了。

他一個人去登珠峰，他說，那裡的山離天最近，爬到頂峰，就能跟兒子離得更近一些。

在珠峰大本營，俞關榮發現優秀的登山者都提前做好了各種應急預案，他們看起來最不怕死，其實他們最尊重生命，他們會用一切辦法“活下去”。

“登山改變了他。”王天蓉說。他感覺 “還有很多事要做。”

長江救援隊的隊友成了俞關榮的第一批學生。

隊員們救過人，也眼睜睜看過生命在自己手中離去。2002年，他們救過1個溺水的大學生，撈上岸后，郝振海眼看着學生的臉色從青到黑，十幾分鐘后，他的鼻子、嘴巴開始流血，等急救醫生趕到，一摸頸動脈，已沒有生命跡象。醫生問他，給做心肺復蘇了嗎？

“不會做，不敢做！”郝振海說，那時他只會撥打120。

後來，大家開始培訓急救課程。郝振海培訓很緊張，生怕講錯，俞關榮鼓勵他，你只管講，講錯了我給你糾正，你要是不講，永遠也上不了台。後來，郝振海每年都講個幾百場，“徒弟教徒弟。”

他們不再只是濕着腳在江邊了，他們去學校進社區，教居民如何防火防觸電，教老人如何預防心血管疾病，應對出血與燙傷。